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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灯笼格外红

导读:1981年入厂的郭燕青介绍,传统工艺制作灯笼需要十几道工序。先将毛竹劈成板,破成竹条;将木材旋成外圆内空、薄厚一致的上下灯盘;把竹条两端用铁丝穿好,嵌入灯盘凹槽并固定;

1981年入厂的郭燕青介绍,传统工艺制作灯笼需要十几道工序。先将毛竹劈成板,破成竹条;将木材旋成外圆内空、薄厚一致的上下灯盘;把竹条两端用铁丝穿好,嵌入灯盘凹槽并固定;灯簧贯穿上下两个灯盘,灯簧有用粗铁丝窝成的,也有用铁管打眼制成的,这样就制成了灯笼的骨架。然后整理好骨架周正的圆形,用小线固定,防其走样。随后在骨架上糊胶,将红色布料仔细贴在,最后用金纸剪成的如意云朵、万字不到头装饰,一个灯笼制作过程才算大功告成。

郭师傅介绍,每个灯笼所需材料需要从一开始做好计算,而灯笼圆度取决于灯笼竹条个数,竹条越多,灯笼圆度越接近完美的“苹果圆”。一般直径2米的灯笼需要40根左右竹条,直径3.5米的灯笼需要48根左右竹条。竹条个数确定后,灯笼圆度的完美程度就取决于整形师傅灵巧的双手。

原来,竹制灯架结实程度相对较差,而且不具备防火功能。为此,有关部门决定将城楼大红灯笼的骨架改由钢构架,将上、下两个灯盘和灯条,全部改为金属结构。这样,灯笼就更加结实了,不用频繁更换,只需过段时间更换灯面和灯穗即可。改为钢结构后,城楼的大红灯笼具备了很好的防火功能。不过,这样一来,红灯笼的重量比以前更重了,已经超过200斤,需要五六个小伙子一起用力才能抬起。

与城楼上的大红灯笼一样,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灯笼制作工艺也在与时俱进。记者在市延庆区香营乡东白庙村看到,当地生产的灯笼采用较先进的材料工艺技术,将传统灯笼的各部分零件在结构和材料上加以改进,省去不必要的工序,节约成本,减少工时,样式新颖多样。如灯盘采用镂空的金属材质,大小统一,轻便实用。竹条已全部由铁丝代替。灯簧支高点设计的机关巧用折叠伞的伞杆撑子,使支收更方便。

无论是传统工艺,还是现代技术,大红灯笼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,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。红色象征着幸福、、活力。灯笼上下部分多饰金纸剪制的如意圈纹,底端缀金色丝线流苏,点亮时通体透红,显得喜气洋洋、温意融融,象征着阖家团圆、事业兴旺,红红火火。灯笼既是逢年过节时必不可少的装饰品,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。

这一创意的设计者和灯笼的制作者过去有不同的说法。据军旅作家、纪念品收藏研究专家闫树军介绍,1949年9月2日,用毛笔签署了“阅兵地点以为好”的批示,担任大会现场布置的华北军区部主任张致祥接到批示后,将的设计工作分配给了军区部文工团舞美队。舞美队队长苏凡受领任务后,要求在当时华北军区部队中挑选一流,用最短的时间设计出最好的布置方案。最终,两名国际友人脱颖而出,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在城楼的10根红廊柱中间悬挂8盏红色灯笼。

对此说法也有不同意见。《党史文汇》曾专门刊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,认为开国大典上城楼的大红灯笼是由张仃和钟灵二人于1949年9月在的三间平房“待月轩”里设计的。被誉为“中国开国首席形象设计师”的张仃当时专门负责怀仁堂、勤政殿的,以及全国政协会议美术设计,包括国徽、政协会徽、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邮票和第一套开国大典纪念邮票的设计等。钟灵当时是政务院总务办公室主任、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长,负责对外联络和向等中央领导请示汇报,同时也参与一些设计工作。

管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认为,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说法,一是因为当时的筹备工作千头万绪,许多细节并没有留下清晰记载;另一方面,从最初的创意到最后制作完工,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,所以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不管设计者是谁,在城楼的巨柱间挂上大红灯笼的方案,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,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巧妙借用“张灯结彩”这一文化典故进行氛围设计,其独特的形与色在渲染庆典氛围的同时,更传达了中华民族精深的文化。

当时,由于灯笼太大,工期又短,没有人敢承担这项工作。闫树军介绍,最后,苏凡找到了一位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70多岁的扎灯老艺人,他和两个弟弟来到了城楼手工制作灯笼。整整三天三夜,他们全都吃住在城楼上。“十一”前一天,8盏有史以来最大的灯笼扎成了,每个高2.23米,直径2.56米。张致祥调来一队解放军战士,忙活了好一阵子,才把这几个灯笼挂到10根廊柱之间。最终,开国大典上,8个大红灯笼飘着阳光般的流苏,和节日的融为一体,让古老的城楼青春焕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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